作者 | Sapathyx

制作 | 王奇奇

图源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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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athyx 有话说

     1914年8月5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5天后，英国对德宣战的第二天，英国政府通过了《外国人限制法》，据此英国政府可以控制“敌国外国人”的行动。 1915 年 5 月“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后，开始对所有德国和奥匈帝国出生的适龄男子进行普遍拘留。

因为克洛卡诺集中营的战俘是作为平民被拘禁的，所以这里的居民根据国际法免于强迫劳动。所以居住在这里的人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戏剧。营地里有多达20个互相独立的剧场，被拘禁者平均每周都能看到一次演出。所有的角色都由被拘禁者扮演，由于所有的拘禁者都是AMAB（被指派男性），所以在舞台上的性别反转是必要的。此外一些被拘者在舞台下仍然以女性角色生活，她们使用女性名字和女性代词，穿着女性服装。这里的居住者接受并且拥抱了她们的女性身份。

历史学家对在克洛卡诺和其他集中营以女性身份生活的被拘者有以下三种解释：

1. “替代妇女”；削弱集中营造成的孤独感（在此期间，许多被拘留者没有遇到任何顺性别妇女），并帮助在营地内营造一种家的感觉；

2. 通过在台下“维持幻觉”，帮助她们在台上的女性表现更加真实；和/或将同性之爱和吸引力合法化。

3.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认为一些女性表达的被拘者有过跨性别的生命体验，或是对女性性的认同以及对女性表达的舒适感。

因为克洛卡诺集中营内的人数众多，上述原因可能在人群间共存，也有可能在个人身上共存。然而缺乏女性被拘留者的任何实质性证词所以史学家们没有对那一特定时期的进一步研究材料，然而那一段时间的酷儿历史是无法被抹去的，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她们称作“女扮男装”或者或者“异性模仿者”或者“跨性别者”，因为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可能有特定的称谓或者动机，所以我们不能粗暴地认为她们的历史可以用现在的方法来衡量。

克洛卡诺集中营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那一特定时期是集中营内酷儿们的生存家园，即便它不能作为我们酷儿共住实践的参考。

这是一个建在日本千叶的房子，这个地方之前就被称作“德古拉的巢穴”，所以房主决定保留这个称谓。

      这个房子属于日本的一对男同性恋，他们希望这栋房子没有任何窗户，然而当地法律并不允许这样做，所以设计师在房屋顶部开了一扇天窗。这对夫夫说，他们不希望这栋房子里有任何隔断，因为它对准许进入的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同时，他们也不想要育儿室卧室和餐厅，在这栋房子的浴室也是没有门的。

      这栋房子有趣且不舒服的点在于，它不仅没有窗户而且没有常规的入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卷帘门，所有进出这个建筑的人或者物品都要通过这个卷帘门。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日本，性少数群体还是会遭受异样的目光，所以他们拒绝在房子的墙面加上窗户。与名字“轻型棺材”不同，这对夫夫之所以想要以“棺材”这种封闭的意象来设计房子是因为他们想通过对外的封闭来保证建筑内部的自由与开放。

这种建筑方式即便是放在今天也是十分稀奇的，我没有查到更多资料关于居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是否觉得舒适，也许有些人会从这样建筑的房子里得到启发。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酷儿居住空间的实践。

海吉拉是南亚地区对变性者或跨性别人士的称呼。通常被认为是第三性,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绝大多数的海吉拉都是指派男性或者双性人，但也有部分指派女性的海吉拉（一般被称为海吉拉斯）。尽管海吉拉被认为是“阉人”，但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做过变性手术。

在孟加拉国的海吉拉社区，一位Hijra Guru Ma (家里的母亲)会照顾孩子，这些孩子被称为“chela”，他们不完全认同自己是男性。通常情况下，他们是变性人、双性人或不符合性别标准的chelas被他们的原生家庭或社会排斥，但他们受到Hijra家庭的欢迎。Guru Ma对ta的chela负责，反过来，ta的chela和Guru Ma一起工作，共享ta们的收入，和ta一起吃饭，尊重ta，遵守家规。一位成功的Guru Ma将能够支持ta的孩子，驾驭复杂的当地政治动态，并确保她的孩子在邻里关系中而不会受到排斥。Guru Ma会允许ta的chela拥有自己的chela;然而，一个地区只有一个“malik”(领袖)。只要Guru Ma还活着，ta就不会允许其他人从ta们的地方单独获利，甚至是ta们自己的chela。

大多数情况下，海吉拉住在租来的空间里，这些空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便和无障碍问题。然而，在达卡的老城区，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海吉拉家族, Guru Ma在这栋楼里买了四套公寓，还拥有屋顶，海吉拉把屋顶用作社交和公共烹饪空间。这个空间有两个屋顶，用植物、树木和彩绘的墙壁装饰和装饰，反映了海吉拉们倾注的爱和能量，让它成为自己的空间。对于海吉拉来说，在这个城市保持安全是一个挑战，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他们的避风港。

贡多林酒店在1999年以前一直是一家家庭经营的酒店，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红灯区附近。从1987年开始，酒店老板高价把房间转租给该地区的跨儿和性工作者们，因此ta们被其他酒店有计划地驱逐出去。但是酒店老板并没有酒店环境做出调整和优化，因此其日益恶化的环境被多人投诉最后被当局关闭。居住在那里的妇女们决定留下来接管这家酒店。2003年当地成立了贡多林组织协会（阿根廷的一种民间协会）正式接管了这家酒店。Ta们不仅提供住宿服务，还提供文化和培训活动。

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们根据一种带有家族名字的组织结构互相称呼，其中最年长和最有经验的人被称作阿姨或祖母，ta们自豪地这些承担了这个角色。贡多林接待、安置和容纳酷儿们（大多是来自阿根廷北部的跨性别女性），ta们因各种原因离开原籍地，要么是因为受到警察的迫害或被社会驱逐，要么是因为ta们的性别不被接受。贡多林不收房租，但费用均担，互相合作支持。

贡多林酒店是酷儿居住的具体的实践范例，它扩大了旅人和其他人在原生家庭之外的生存手段，产生和传播了新的社会结构，能够支持一种不同的和更合适的“亲属”制度。在酷儿们的共同努力下贡多林酒店已经成为了南美跨性别社群的标志性地区。并且它具有强大的政治性变革力量。它并不只是一个住宿场所，它更象征着对性别多元性和跨性别人群权利的认可与支持。它代表着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旨在推动对跨性别人群的接纳、平等和尊重。

鉴于贡多林酒店的独特性和它所扮演的角色，它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人权组织和性别平等倡导者的赞誉。

这座酒店现在已经成为了南美酷儿的标志性社区，在网上有一个相关的纪录片，如果有兴趣可以自行找来看。阿根廷政府还为这座酒店里发生的故事排演了舞台剧。

西辛赫斯特城堡花园位于英国肯特郡的西辛赫斯特，由诗人兼作家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她的丈夫作家兼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共同创建。它是英格兰最著名的花园之一。它于 1930 年被萨克维尔-韦斯特买下，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她和尼科尔森将一座“肮脏、邋遢、混乱”的农庄改造成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花园之一。 1962 年萨克维尔-韦斯特去世后，该庄园被捐赠给国民信托基金会。

很显然萨克维尔-韦斯特和丈夫处于一段异性恋关系当中，但是她和丈夫据传并没有任何性关系存在，ta们二人都分别在自己的婚姻之外有同性亲密关系或性行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二人之间的感情。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萨克维尔-韦斯特与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亲密关系。两人的亲密关系持续了十年之久，著名的《奥兰多》就是以萨克维尔-韦斯特为原型创作的。

两人在这座城堡内共同养育尼科尔森与其它女子一同生育的孩子。在这座城堡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屋子。同时ta们也共同打理着这座花园。这座花园从破败不堪被ta们打造成全英格兰最美丽的花园之一。

虽然萨克维尔-韦斯特选择进入传统的异性恋单偶制关系，但是她和丈夫的开放式婚姻以及二人的双性恋身份都让人不得不正视两人的酷儿身份。这座被二人精心打造的花园也是酷儿居住空间的发展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诚然她自身的财力是她能买下这座城堡保持自身生活的关键，但是她选择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1928年5月，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Mansfield Duval Forbes租了一栋名为“紫杉”(The Yews)的早期维多利亚式别墅。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与他的门生，年轻建筑师雷蒙德·麦格拉斯Raymond McGrath密切合作，将这座沉闷的深色建筑改造成了名为finella的“展览兼艺术中心”。在这里，他试图将所有对现代艺术、建筑和技术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从而在剑桥及其他地方推广现代主义文化。

设计的主题是基于Forbs幻想中的自我，10世纪的苏格兰女王Finella。这座建筑也被赋予了强烈的的女王宫殿的风格，运用了大量的玻璃元素，和眩目的涂料。Finella也成为了Forbes的家，在这里，作为一个顺性别男同，他可以找到即使在剑桥这样一个相对包容的社会环境中也无法享受的言论自由。

这座新刷了粉红漆的房子，看上去就像一座摄政时期的别墅。穿过一对镀金框架的玻璃门，进入门槛，以斯里兰卡的砂绘的方式，皮克特式的图案被镶嵌在一种由木材和石棉粉制

成的新型地板上。大厅的墙壁呈现出彩虹色，而拱形天花板则是由覆盖着铝箔装饰的铜板和玻璃材质组成的。主要的沙龙空间Pinks被一对铜质折叠门隔开，门框是Adam式的，也是对18世纪的致敬。从落地窗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喷泉和雕像。这些元素在当时是相当前卫的选择，反映了一种对于性别二元对立的逃避，倾向于更为流动和非传统的美学理念。

Forbe在自己的房子内举办了很多场活动，介绍了很多在当时富有争议的艺术家和艺术品，例如Lorrie Goulet的《Genesis》。因此这座建筑几乎聚集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前卫文化的所有核心人物，包括Wells Coates、Serge Chermayeff、Paul Nash等。

这座建筑从拥有者到建筑风格都在昭告天下：我是男同。虽然它不算典型的“酷儿共住空间”，但是它同时作为一个展览，居住，聚会空间，它的存在也显示了酷儿文化的独特性。

这座庄园属于历史上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女得主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Ottilia Lovisa Lagerlöf），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她从出生开始就居住在这座位于瑞典中部的瓦尔姆兰省的庄园，它不仅是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出生地，也是她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在她的父亲去世之后，儿子约翰接手了这座庄园，但是由于经营不善，庄园被变卖掉了。直到1907年，塞尔玛·拉格洛夫凭借自己的收入买回了这座庄园的主楼，并于 1910 年凭借1909 年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买回了整个庄园。

拉格洛夫和建筑师伊萨克·古斯塔夫·克拉森（Isak Gustaf Clason）共同设计，改造了这座房子。主楼向东延伸了七米，但是这造成了微妙的不对称。后来建筑师在信中表明拉格洛夫在设计这座房子的时候有及其强烈的主观意愿，所以他为这些不对称做出了让步。Mårbacka的建筑的风格反映了20世纪初瑞典对卡洛林风格（Karolingian style）的民族主义复兴，这种风格被认为是瑞典武士王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严酷、好战的阳刚之气。但是住在这栋房子里的只有拉格洛夫和她的友人（情人）们（都是女性），所以这种建筑风格无疑是对父权制的一种讽刺。

Mårbacka的布局和装饰反映了拉格洛夫与她生活中重要女性之间的关系。书房跨越了整个一层，旁边的房间属于家中的四位女性:拉格洛夫的卧室，她的友人（情人）（作家索菲·埃尔坎Sophie Elkan和教师兼秘书瓦尔堡·奥兰德Valborg Olander)的房价间，以及管家埃伦·伦德格伦（Ellen Lundgren）的两间房间。这种布局和装饰不仅代表了她们的关系，也对父权制的空间观念进行了讽刺。

在一个将同性恋视为犯罪和疾病的时代，在那里所有的女性都被困在一种荣誉文化中（未婚女性拥有自己的房子被视为无耻），Mårbacka成为了一种挑战传统、庆祝女性力量和同性爱的空间。拉格洛夫及其伙伴们的生活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规范提出了挑战，同时也预示了一个对同性关系更加开放和接受的未来。事实上，她接待了众多的访客，有大量的线索表明拉格洛夫是一个爱女性的女人，她为女性家庭留下了很好的空间遗产。

在她死后按照遗嘱，这座庄园被当成博物馆供人参观

（P.S.因为拉格洛夫从未公开表明自己的女同身份，但是从她和索菲·埃尔坎长达数十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二人不同寻常的关系，所以本段用友人（情人）的这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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